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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历了多事之秋，让ofo更难熬的是，这个雪上加霜的寒冬。 1月10日，凤凰自行车起诉ofo拖欠货款有了新进展，即法院依法扣除ofo运营主体东峡大通2806万元存款。另一边，至今仍有1000万人等待退押金。当线上退押迟迟未果，数千名用户于12月17日集结在ofo总部--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中心，用实际行动催还押金后，如何平复这股不满与焦虑的退押金大潮，成为ofo的当务之急。 此前ofo创始人戴威曾坦陈“钱”路渺茫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“按ofo的用户量大致估算，押金池里本应有约30亿元。”ofo原高层人士钟飞告诉记者，而今ofo的现实是，押金池已经见底了。 在用户线下聚集退还押金事件发生10天后，截至12月27日中午，线上排队等待退款的用户已经排到1354万人。以最低价99元估算，ofo将需退回13.5亿用户押金。在押金池见底的情况下，这笔不小的数目如何还？ 挪用用户押金填补资金缺口的既成事实，而这笔巨款去向了哪里？缘何成为无底洞……一系列关于押金的质问，才是ofo再难回避的现实命题。
将手伸向“押金池” 早在2017年末，关于“摩拜单车与ofo挪用用户押金60亿来填补资金缺口”的消息便被曝出，尽管两家公司随即辟谣，但这一事件却成功地将“押金”推至公众视野的中心。 对于所有共享单车企业而言，收取押金的初衷，是为了保证与用户的租赁合同和交易能够正常且顺利进行，而押金本质上则是用户交纳的用于增强自身信用的款项，可以视为质押担保。这也是不少交易过程中常用的信用风险缓释手段。 据悉，在决定挪用用户押金之前，ofo高层曾多次开会表态“坚决不可行”。然而，这份坚决在资金链危机面前，也只是扛了不到半年，“提议就被默许了。”钟飞回忆，从2016年10月开始，ofo的资金便出了问题，为了渡过难关，公司财务部门曾向戴威提出“先挪用部分押金，等后面融到资金再补上”的建议。 “我第一次看到戴威发那么大的火，（他）把所有人都臭骂了一顿，还告诉财务，用户的押金坚决不能动。”钟飞指出，那时ofo还对用户押金给予严格保障。然而，2017年春节刚过，在资金和市场的双重高压下，戴威动摇了。 这是ofo第一次动用用户押金，“在公司高层的默许下，o-fo动用了10%的用户押金。”按照当时的用户体量，以及大部分为学生用户（免押金），钟飞说“10%的押金”大概在200-300万，数目还不算大。 记者就钟飞透露的时间节点，与ofo方面进行询问，未得到回应。但回看彼时的共享单车市场，正处于盲目扩张寻求溢价估值的阶段，竞争者都在烧钱投放，而折损率高、人力运营维修成本高等，让不少像ofo这样的重资产创业企业陷入“入不敷出”的死循环中。 “ofo本身并没有赢利点。”此前记者采访DCCI研究院院长刘兴亮时，他曾直指ofo的致命问题。而这也在ofo全员大会上，得到戴威的承认。 戴威坦陈自己决策失误，ofo仅通过骑行收费的模式既不盈利，也找不到快速变现的办法。 钟飞告诉记者，共享单车平台想要生存下去，要么有外来资本源源不断地输血，要么就像摩拜单车那样被美团接手，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。
“押金=负债” “原本计划后续资金一经进入，第一时间补上之前挪用用户押金的窟窿。”钟飞挠了挠头说，“机器一旦运行起来就很难停下，何况这还烧的是用户押金。” 事实也确实如此，ofo优先考虑的“自保”是，保证企业在竞争中依然能快速运转，资金链不能断，继续挪用押金，直至见底。 钟飞并不回避谈及押金问题，他认为ofo为了“活下去”，才将规则抛之脑后，“最终选择了与同业一样的做法。”在他看来，挪用押金不仅在共享单车领域是事实，甚至成为了像途歌所在的共享汽车，及共享充电宝等共享经济中的常态化问题。 他跟记者算了一笔账：ofo目前在全国共计投放了1500万辆车，一辆车的成本600元（早期价格更低，后面因轮胎和车架等完善，成本价提高），造车成本共计约90亿元。还不包括宣传、员工工资、运维等多方面费用。而据此前《财新》报道，ofo单月成本高达2.5亿元。如此高的运营成本，再加上没有可持续的资金汇入，挪用押金早已成为共享单车行业心照不宣的规则。 回归ofo，当它将手伸向用户押金时，反倒忽略了一个问题：当用户想要解除合约，不再使用ofo提供的骑行服务时，不论是此前执行的用户协议，还是在经济常识或法律规定内，押金作为用户的个人资产，理应当即退还。依照会计学原理来看，用户押金实质上是ofo的负债。 从目前来看，ofo挪用的用户押金，不仅用于了日常铺量扩张烧钱，还有大部分用于支付或者延期支付了供应商货款。
不止押金“消失”了 曾经的资本宠儿，意气风发时搬入俯瞰中关村的理想国际大厦，再到如今裁员风波不断、资金链断裂成事实后沦为“押金难退”的风暴眼。对于ofo而言，从其熠熠生辉到令人唏嘘不已，也不过三年，足可谓“三年河东，三年河西。” 实际上，ofo的崩坏迹象早已显露。经济观察报记者从天眼查平台的公开资料中看到，ofo自成立以来，其主体公司东峡大通至少被9家公司起诉，多涉及广告合同、采购合同、运输业务和房租租赁等商业纠纷，此外还有近30起诉讼关于劳动合同等个人纠纷。 作为ofo供应链合作伙伴之一的某公司创始人杰伟告诉记者，他的公司是自2016年底开始与ofo合作的，最终却因拖欠货款问题两次与ofo对簿公堂。“2017年末第一次起诉后，ofo方面希望和解，并支付了部分货款800万，并承诺年后会给最后一笔200万。”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