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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项规定之后，有些部门在办公室问题上犯了形式主义错误，这也让吴敏行这样的基层公务员厌恶。比如，某单位一把手把原来面积超标的办公室腾出，跟某科室的办公室对调。其实这个科室也才两名工作人员，为了显得不那么空荡荡，他们又添置了两套桌椅。

王信把乡一级干部比喻成“执政者最后一公里的乡村医生”——修复各种干群矛盾。“其实他们内心深处跟政府是没有对立面的，这个时候，你让他们感觉到一种朋友的温暖，问题虽然短时间内得不到解决，但人与人的感情加深了，他们自然会反思自己的诉求到底合不合理。”

吴敏行向往这样的生活，在餐桌上计划着也来这样一场说走就走的旅游。但坐在一旁的妻子提醒他，银行卡上的余额不足6位数的时候，他低下头，继续默默吃饭。

这也意味着，吴敏行进入了县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。不过，也不是每一名科级干部都有实质权力。科级干部分实职和虚职，区别在于权力资源。实职基本上是部门或局一把手，虚职则只是享受同等待遇。因此，当实职的科级干部躲进某个小餐馆吃饭时，吴敏行就呆在机关食堂里吃免费午餐——这也算是机关里的一项福利。

近年来，农村基层治理屡有问题出现，但在基层干部看来，其实也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困难，农村很多事是情绪性的问题。有时候，访民的行为只是情绪上的宣泄，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社会的一些认可和尊重。王信的辖区有一位访民，因为房屋拆迁，三天两头往北京上访，他主政此地后，过节总打电话问候一下，平时也有意无意沟通，几个月之后，他发现那个访民开始试图理解政府思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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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省内的一所大学毕业后，吴敏行报名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，结果落选。他只得选择曲线救国——到吴县的隔壁县做了一名大学生村官。这是十七大以后中央推出的一项政策，意在培养一批新农村建设人才。这项政策明确规定只要做满3年大学生村官，在考试成绩相同的情况下可以优先录取为公务员。

王信明白个中玄机后，便在他主政的乡镇宣布了一项措施，凡是符合政策可以办的事情，必须在规定的工作日内完结，否则，就要追究责任。

在那个时代，王信他们下乡做工作，总要摆出和人干架的阵势。“那是干群关系最紧张的时候”，特别是抓计划生育，太容易得罪人了。

吴敏行为了去打网球，问了好几个朋友跟烟草局有没有关系。“如果有关系就可以去打，找不到关系，门口的保安连跟你说句话的力气都没有。”

尽管吴敏行此时还不算真正的官员，但在与农民接触的过程中，总能感觉到他们对官员的某种情绪抵触。基层工作不好做，这是乡领导总在他面前念叨的一句话。

2012年12月4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，审议通过了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。

在县领导身边工作，有一个秘诀也是大家心知肚明的——一定要让领导认可你的能力，但也一定不能让领导觉得你的工作无人可替。“如果想要有更大空间的晋升，基层领导经历很重要。机关呆太久了，就会失去年龄优势。”余立说，之所以不让领导觉得工作无人可替，是因为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到其他岗位历练。

此时的余立已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，进入吴县某乡镇做了一名普通科员。吴敏行跟在大城市打工的同学聊天时，同学总劝他到外面闯闯。他的大学专业是会计，到一线大城市找个万元月薪的工作并不难，但现在，就算是此次加过工资之后，他的月薪也不过近2900元。

在吴敏行看来，村民们的权利意识觉醒了，但责任意识还完全没有。后者跟不上前者是基层工作不好做的主要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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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花花

偶尔跟大城市的同学聊天，吴敏行也有辞职外出的打算，但回头找余立聊天时，他又觉得在体制内坚持有希望。他们坚信，国家提倡干部年轻化，他们肯定有机会获得晋升。像吴敏行这样一群80后进入公务员系统，对程序和法律规范是很认同的。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，我们的任务或许就是把受到的现代知识教育带入这个系统。”吴敏行说。

有一次，王信的一个朋友带了两条烟到他办公室，希望帮忙审批建住房。王信一看，这位朋友的条件符合建房的政策，便让把他带烟回去，按照正常程序申报。

“（条管部门）平常的工资一个月都比我们高出近一千块钱。”吴敏行说。他妻子曾经想进这些单位，可碍于没有关系，最终去了另一个乡镇。

公车改革的步伐还没有到县城这个层面。在拿不到车补的情况下，他出行依然得靠刚到吴县工作时花两千块钱买的黑色电瓶车。电瓶车是县城多数普通公务员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。

条管单位里除了国土和工商跟地方部门接触多一些，其余的相对比较封闭。比如，烟草局建了两个非常好的网球场，但从来不对外开放，哪怕是政府机关的人想过去打球，他们同样不放行。这种封闭，总让这些条管单位在县城里显得神秘。“这些单位在一个县城，好像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存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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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县集而郡，郡集而天下。郡县治，天下无不治。”这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对基层政权重要性的经典论述。吴敏行、余立和王信年龄和岗位不同，却都是当下中国执政者理念的具体执行者。现在，他们多多少少面临着同样的困惑。“只是感觉钱不够，别的感受没有，向上的渠道也不是靠努力做好工作就一定可以的，这些依然没有改变。”（来源/南方人物周刊，本刊记者/徐丽宪，编辑/张欢，插图/Nath，应采访者要求，吴敏行、余立和王信为化名）

吴敏行工龄有7年，妻子比他少了一年，可他们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6000元。而他们生活的县城房产均价已经突破4000元。前年，他和妻子咬咬牙凑了十几万的首付，在县城买了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。工作7年，他的工资几乎没变，但县城的房价已由当初的1200元涨到了如今的价格。“至少让我每个月的工资能买得起一平米的房子，这样才合理。”吴敏行说。

不必装作孤独，也别说你悲伤，你去看看山河，从来都是那样。

“县集而郡，郡集而天下。郡县治，天下无不治。”这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在《史记》 中对基层政权重要性的经典论述。我们选取了中部一个县城，以3个公务员的日常生活作为切入点，感受当下基层干部的生活和困惑。

他是中部省份吴县（化名）机关的一名科级干部。吴县有近50万人口，矿产资源丰富，在进入县城的街道两边，最常见的一句标语是“打造工业产值一百亿”。吴敏行觉得这次工资加得有点少。在同学聚会时，他不停抱怨，“加这么点，一张红头都不够，无非多给孩子买几片尿片。”

在乡镇工作一段时间后，“到机关去”成了吴敏行最大的心愿。获知有机会可以进入机关后，吴敏行很焦虑，生怕错失。在跟朋友聊天时，他时不时流露出这种担忧。

八项规定出台后县城小型私人餐馆风行，餐馆的老板不少是官员的亲戚或朋友。这种餐馆一般坐落在住宅小区内，不挂牌，基本只做熟人生意，由于隐秘性，受到一些官员喜欢。尽管没有之前大酒店里的排场，但他们认为至少可以躲开很多耳目。这种餐馆的消费水平至少在人均一百以上。

就在他们抱怨之时，一名在县城银行（国有四大行之一）上班的同学，则在一个以美食著称的城市旅游，还在朋友圈里不停地晒着各种照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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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家规定的加工资大限之日，吴敏行的工资终于加到位。他坐在椅子上，低头掰着手指计算。几秒钟后，他猛地连拍三下桌子，嚷嚷道：“加到手的还不到一百块钱。”

今年年初，吴敏行的孩子一周岁，按照当地传统风俗，家里人准备办周岁宴。可今年如果想办，他和妻子得同时向县纪委提交申请报告，必须写明喜宴的规模。事后，还得再写一份报告，说明收受礼金数额。纪委则随时可以来查所报情况的真实性。“本来就是请亲戚朋友热闹一下，后来想想还得写报告，就觉得闹心，算了不办了，免得惹麻烦。”吴敏行说。

对于县城里的多数公务员来讲，机关只是晋升的一个跳板。吴敏行进入机关时，余立考虑的则是到乡下去。“机关攒人脉，基层攒经验。”这是很多县城官员晋升的必要条件之一。

治懒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比如，该县城的一名房管局副局长因为不作为而被纪委通报批评。事后，同样的事情再反映到该局时，他们同样不搭理。

在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村官论坛上发布的《2013年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》指出，截至2012年底，全国有6.7万名大学生村官进入村两委班子。

进入县委机关，不仅能接触到县里各个层级的领导，还能和各个乡镇领导打交道，这种人脉，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，都是需要的。进入机关后，因为经常给领导写材料，周末基本上没休息，但他认为用休息时间换进步也是值得的。而在乡镇时，双休基本在家度过。吴敏行进入县委机关后不久，也提了副科。“做什么事都得有代价。”

本文标题：县城里的公务员

在县城，关系是生活的基础。哪怕是一件通过正常程序就可以办理的事情，人们通常也会找找熟人，走一下关系。

几乎是同时，余立调到机关，吴敏行如愿考到吴县一个乡镇。此时，吴的女朋友也变成了妻子，随他一起到吴县。通过考试，她成了一名有事业编制的国家工作人员。公务员属行政编，事业编在福利和晋升方面比行政编要“吃亏”一些。有些地区规定，事业编的工作人员不得担任县级部门一把手。

这种机构，一般是一些领导安排亲戚工作的首选——待遇好，而且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比如，前几年，某条管单位进了名新人，后来人们才知道那是时任市长的亲戚。有领导担任某条管单位一把手后，没多久，他的妹妹以及外甥女就全调进了该单位。

福利没了，导致一些人的工作积极性也没有了。“好一点的乡镇，一年的收入可以少近两万左右，这还不包括灰色收入。”这笔钱一般占到正常工资的一半。有些年龄大或者已无进步空间的公务员，他们就多少会有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心态，消极应对工作。“觉得没什么好处，就不干了，而这些人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。”以前，当地某村以修水井的名义报了项目到县水利局，专款一万块钱拨到乡镇后，被县、乡、村三级几个负责此事的干部平分。十八大之前，这是一些干部灰色收入的来源之一。

1986年，吴敏行出生在吴县一个相对偏远的农村。他对公务员的最初印象来自读中学时的记忆，那时，他每个星期都要往返于学校和家，乡政府大楼就在必经之路边上。每次走过，见到大楼里面的人走出来，外面的人总会给他们点头、发烟、问好。

吴敏行的感慨引起另一名公务员同学余立的共鸣。余立也是一名科级干部，半年前，刚刚从县机关调到一个乡镇做领导。“我就比你多了10块钱。”吴敏行还没说完，余立就接过话，“可以多买一片（尿片）。”

调到机关后，余立给一位县领导当秘书，不久就提了副科。吴敏行在乡里给党委书记做秘书。尽管都是领导的秘书，但在乡镇晋升的机会明显少很多。“如果提副科，就到了党委委员一级，一个乡镇近一百名干部，排资论辈也轮不到自己。”吴敏行说，“就算提了副科，如果长期呆在乡镇，几乎不可能有再进一步的机会。”

“正常办的事情，就不正常办，非得找个熟人过来。”王信也想搞明白其中缘由，便问朋友。朋友告诉他，就怕正常走不了，找熟人就图安心。

到机关后，吴敏行不像在大学时那样，去追求时尚元素，而是尽量穿着朴素，让领导觉得很稳重。他上班着装主要以灰色调为主，但为了区别于老一辈，他又不把自己弄得很老成，会特意配一双黑白相间的运动鞋。灰色调的衣服是为了显得稳重，运动鞋则展现年轻人的活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