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目前，全国真正盈利的唯有4A级别以上景区，而盈利的国有景区此前已经历过一到两轮降价，当前国家财力不足以支撑景区长期降价所带来的亏损。门票降价带来的短期分流成果可能相对突出，但降价不能做大蛋糕，只能暂时多分蛋糕。”刘思敏说，在各行各业都在涨价的大背景下，旅游行业的开发成本、管理成本、维护成本都在上涨，景区价格按照市场规则难以下调。 因地制宜分类管理 健康重启旅游市场 2018年6月29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发布《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，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》，明确了两阶段目标：2018年，在推进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同时，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任务取得明显成效;到2020年，以景区合理运营成本为基础，科学、规范、透明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基本健全。比降低景区门票价格更重要的是，梳理完善景区的门票价格机制。 2020年已过半，突如其来的疫情虽然给景区经营带来了影响，能否通过减免门票等应对措施，让我国告别“门票经济”，或者至少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? 韩元军认为，从旅游产业发展规律看，告别“门票经济”，在旅游综合消费上发力应该是发展趋势。疫情之下，旅游市场竞争更加激烈，或将进一步加快旅游景区转型升级。 “在国外，很多景区都是无门票旅游，这是一个趋势。由于国情不同，景区属性不一样，我国告别‘门票经济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目前这一波降价潮还不能真正告别‘门票经济’。”齐晓波说。 在齐晓波看来，免门票的背后，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优胜劣汰问题。重启旅游市场，除了减免门票，景区还要针对市场需求，创新产品，增强吸引力，提升服务质量，吸引更多的游客进入景区二次消费，形成新的盈利模式。各地政府可以适当给予门票补贴、加强营销推介、减免税收等。“这样才能让景区从观光型旅游消费向综合性旅游消费转型升级，实现质的跨越和发展。” 刘思敏也对《法治日报》记者说：“告别‘门票经济’其实就是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内容，但事实上不存在这种升级，转型升级需要提高质量，需要投入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当下的现状是经营者没有资本，且居民的消费水平明显不能支撑这一升级。” 受访的业内专家普遍认为，实施景区免门票政策不能搞“一刀切”。 在齐晓波看来，针对疫情下的旅游市场，景区免门票可作为当下刺激旅游回暖、复苏的权宜之计，但要讲究策略，针对不同的景区，比如国有景区和民营景区，景区本质和属性不同，就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减免门票策略。 刘思敏认为，从资源属性、开发建设、成本投入等因素出发，对景区进行横向分类，可分为公益型、市场型、混合型三种类型： 公益型景区指具有极大的社会公益价值的“优中选优”的景区，如故宫、九寨沟等，其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。这类景区应免费或少收费，力争让全民都能够公平共享。同时，门票方案要向未成年人等重点受教育人群倾斜，以达到最大的社会公益效果。 市场型景区指不依托所在地传统的旅游资源，依靠开发商投入资本、土地等旅游发展要素，产生市场价值的“无中生有”的景区，如欢乐谷、迪士尼等。这类景区是纯市场化产品，门票价格决策完全是市场行为。 混合型景区指依托所在地的森林、一般人文古迹等国有资源，同时也依靠开发商投入资本、土地等旅游发展要素，产生市场价值的“平中见奇”的景区。这类景区兼具公益性和市场性，在从旅游资源转化成为旅游产品的过程中，需要地方政府或投资商高成本投入，因此门票定价必须部分考虑公众的利益，同时又要面对供求关系的影响，一定幅度的价格升降属于正常现象，应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最高限价管理。 “根据横向分类实施分类管理，让公益型景区告别‘门票经济’。例如，城市公园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福利，当地财政支出、当地居民收益，形成了支出、收益相匹配的良性循环，而周围的土地相应增值，更能够为当地带来收益，城市公园找到了健康发展的有效模式，告别了‘门票经济’。”刘思敏说。 此外，刘思敏建议，从纵向来看，要想对景区实现科学管理，应当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，逐步建立由国家公园、省立公园和城市公园组成的三级公益景区体系，增强对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保护，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。记者 赵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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